石湘涛

今天在县城一小区参加亲戚出殡安葬仪式，按村里习俗，不到十点就起灵了。随着喧闹声的远去，小区逐渐趋于安静。就在这时，一位原县领导告诉我们一个令人心碎的噩耗：段存章老师逝世了！且在去年7月31日就去世了。听后，不由悲从心涌，难过之情无以开释。

段老师的名字，我早有耳闻，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家乡人以他为荣，敬仰他。我对他一开始是只听其名、不见其人，和他有直接交往是在2003年。那年10月份，音乐家田青教授以炽热的情怀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阿炳还活着》署名文章，组织策划了“太行盲艺人北京高校行”活动。这无疑是左权文化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经过一番用心准备，我带队上北京，全程参加了6场演出，首都师范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人民大学3个主场由田青教授登台主持，余下的3场演出则是在乡友刘红庆的鼓动下由我上台主持。人民日报社，在常人眼里是神圣殿堂，即便是在金台路上远远望见“人民日报社”几个大字，神圣感就会油然而生。而促成在人民日报社的那场演出，几乎出自段老师的一己之力。

记得那天演出结束后，我们谈得很投机，大呼相见恨晚！段老师给予很高评价，说表演得好，人民日报社的老同志们都反映说好。而且他还夸赞我，说我主持得好。

段老师对家乡事情特别上心，凡是有求于他的事情，几乎做到百分之百帮助。这和他性格里的厚爱友善高度契合。

差不多也就在那段时间，左权县文化部门着手组织人员编写《左权文化志》，抓住左权县举办“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的契机，欲求一册满意无贬之作，以期就正于大雅。当时，我主持文化部门工作，负责编写工作的杨滋春、王保牛两位老同志建议请段老师为志书写篇序，我当下就采纳了这个建议，和段老师取得联系，说明愿请。段老师欣然应允，以《一方好水土养一方美文化》为题，一连用“山有个性美，山有情趣美，山有野味美，山有大气美，山有人性美”，贯注全篇，在家乡的文化历史上留下千古美文，为家乡的文化事业锦上添花。

县级文化部门缺少活动经费是常遇之态，这方面的困难应为知者所共悉，更易使羞囊者为之怯步。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件困难事情，为出版“文化志”而犯愁。段老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没等我张口，就拿起电话打给与之常打交道的中国农业出版社，请他们帮忙，带来了预期之外的结果，让我们没多花钱又保证了出版的质量。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二十余年，但是患难之中来相助，功劳簿上应该留谁的名字，不是一清二楚吗？

最难忘去年春天，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我跟随太行人民抗战研究院皇甫建伟副院长去北京看望段老师，请他给我编著的《左权独立营》书稿提意见。行前，我和曹姨通了电话，想请老人家为书稿写篇东西。曹姨跟我说：“老段身体不行，糖尿病多年，眼睛不好使，最近感冒还没有痊愈，恐怕给你写不成。”我不由心里咯噔一下，愣怔住了。因为事先有沟通，知道段老师的近况，思想上就有了些准备，这一次拜访他，只该征求意见，不提及写序。但是，当我们一行五人手捧鲜花进入家门时，令我万万想不到的奇迹出现了：曹姨从里屋拿出写的密密麻麻的两张稿纸说，“湘涛，老段给你写下序了啊。”我一听，高兴得近乎失态，真要蹦起来，直叫太好了！太好了！我心里充满无限感激，段老师是重情重义之人，对他来说，如不代为一文好像有负交情，但对我而言，恩师病魔缠身不得静养，内心很愧疚。

近几年，我着手左权独立营课题的挖掘和研究。恩师曾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左权独立营是一支了不起的英雄部队，用大背景、小故事的形式整理出来，留给后代，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要把它做好。但是，我接手的是个难啃的骨头，常发心余力亏之叹。此时此刻，段老师又给了我一个求知若渴的人物和资料线索，对我大有启闭开茅之助。眼下几易其稿，书稿修改已经完成，即将付印，以呈送段老师，他却离我们远去。这是何等的遗憾呀！

我一直在说，有的人是富贵不忘沟壑之交，有的则是得意忘形尽弃前情。段老师是哪种人，无待饶舌。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是他热爱家人、眷顾家乡、善待家乡人的品质。至于他的为人，毫无架子，像对我这样一代的人也平等对待，态度真诚和蔼。对我们今天也已经成为前辈的人，不也是很有教育意义吗？

这几天，我总拿出曹姨发来的、有恩师专门写给我的字迹的合影端详，久久不愿放下。他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心里，鼓励我以顽强不懈的精神将事业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