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超五，字朗山，号厚庵，生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祁县乔家“保元堂”二世孙，清光绪元年（1875年）任保定府新城县知县。

提起祁县乔家大院，山西父老乡亲可谓无人不晓，其“保元堂”主人、保定府新城县知县乔超五，以清正爱民的形象，为乔家大院增添了一颗闪耀的明珠。

乔家的发迹始祖乔贵发膝下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全德、全义、全美。乔贵发为他们分家产时分设堂名：长子全德为“德星堂”，次子全义为“宁守堂”（后代改为“保元堂”），三子全美为“在中堂”。乔超五是乔全义的孙子。

乔超五，字朗山，号厚庵，生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他传承了乔家诚实守信、敢为天下先的家风，刻苦好学，被称赞“生有至性，幼即能亲欢，才颖异，读书过目成诵，操笔为文，即有警句惊其长者”。乔超五19岁时增补生员，经乡试成为优等廪生，正当其准备会试之时，其父病倒了。为了照顾父亲，乔超五寻医问药、端汤喂水，衣不解带、悉心照料，可父亲还是离他而去。没多久，他的兄长和侄儿也先后病故，家庭重担落到了他的肩上。乔超五一边操持家里的生意，一边照顾家人，并时刻牢记父亲“立身成名、显扬大义”的教诲，忙碌之余认真读书。33岁中举人那年，母亲病故，悲痛难言，乔超五三年喝粥、尽心守孝。清同治十年（1871年）逢清廷又一次六年大挑，乔超五以举人出身被选出来，以一等候的身份候补知县，清光绪元年（1875年）任保定府新城县知县。乔超五在任6年，以不凡的业绩受到当地百姓的真心拥戴。

保定府新城县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民风强悍，特别是清光绪元年（1875年），全县境内盗贼猖獗。一个名叫谢五的盗贼首领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被抢掠的百姓到县衙击鼓鸣冤，官府多次发下海捕文书均一无所获。乔超五上任后，登门拜访县里很有威望的大儒王重三先生，王重三告诉他：“你来这里当官，只要把谢五办了，百姓就安然了，其他棘手的事也就好办了！”乔超五立即着手调查，发现谢五之所以未能归案，是县衙捕快与其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所致，便命令一位武孝廉率众直捣谢五老巢，谢五闻风而逃。武孝廉查到谢五与县衙捕快勾连的证据，拘禁了这名捕快，逼其供出谢五藏身之所，谢五归案。乔超五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公开审理，列举谢五罪行，当众宣判其死刑并斩首，百姓拍手称快。

还有一名叫许大隆的巨盗经常潜入京城，冒充王府的门人，在百姓家里行窃，官员惧怕王府权势，捕了放、放了又捕，百姓恨得咬牙切齿。有一次，在破获新城县一家富户被盗案后，被捕盗贼供述：“新城县这个案子是许大隆操控的。”乔超五追问：“你认识许大隆吗？”盗贼说：“认识。”乔超五说：“如果你能帮衙门活捉许大隆，我就对你法外施恩、减轻处罚。”于是，乔超五派出几个身手好的捕快，与盗贼一道进京，很快就逮捕了许大隆并判处死刑，揭发许大隆的盗贼也得到了轻判。乔超五奖罚分明，被百姓广为赞颂。

新城县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旱灾、水灾、虫灾经常发生。水既是百姓生存之利，也是遭灾根源。上任伊始，乔超五便将新城县的母亲河治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多次申请拨款治河未果，府衙最后一次的答复是让新城县百姓集资修筑堤坝。乔超五深知“新城土瘠民贫”，于是从老家筹措三千两白银作为修筑堤坝的资金，治理河道，从此，沿河两岸百姓生活安稳。

新城县部分河道的季节性“变脸”令百姓犯愁，干旱时，河道两旁黄沙肆虐，不能耕种；洪涝时，河水泛滥，两岸交通断绝。特别是新城县与雄县之间的一条河上，石桥坍塌，两县衙门相互推诿，始终未能修复，一到雨季，新城县人出不去，雄县人进不来。乔超五从自己家拿出五百两白银修复石桥，自此，百姓出行便利，并被其舍家财为民众的行为深深感动。

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年至1878年），山西遭遇大旱，饿死或被瘟疫传染致死的人占当时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清廷拨付的赈灾银两如杯水车薪，危难之时，晋商大贾纷纷出手，在他们的钱庄票号市场被银行挤占、其他买卖屡遭兵乱侵扰的情况下，从库存中拿出银子捐给本省巡抚衙门。祁县乔家“禁肉食，着粗服”，积极投入赈灾救荒中，不仅捐赠银两，还搭起粥棚向逃荒的难民施粥，展现出山西富商的厚德仁心。远在新城县任职的乔超五为山西乡亲的遭遇揪心，一方面派人将五百两白银送回祁县，托儿子捐给省巡抚衙门，另一方面发动在直隶做官和经商的山西老乡慷慨捐赠，把集齐的数千两白银送回山西赈灾局。清廷被乔家的义举所感动，赠送乔家“仁週义溥”匾额，既表达了官方的褒奖，又彰显了百姓的赞扬。

“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祁县人的这句老话道出了当地人对经商的崇拜。出生于晋商大贾家庭的乔超五，不但当了官，而且是一个好官，在百姓心中留下了崇高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