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期的

五枚官印

1983年6月，和顺县松烟镇雷庄村西修建公路时，发现了一枚金代官印。官印完整，铜质，正方形印面，长方形直柄，边长5.5厘米、重850克，阳文九叠篆书“左副元帅经历司印”。据《金史·百官志》记载，金天会二年侵宋时，为了管理征讨之事，将枢密院改为都元帅府。内设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以及经历、都事、知事等官员。战事结束则废除。左副元帅为正二品，经历为正七品。“左副元帅经历司印”与《金史·百官志》记载吻合。这方印章应该是左副元帅完颜宗翰麾下经历司的印信。

昔阳县文物管理所在县境皋落镇收集到一枚金代官印。官印完整，铜质，正方形印面，边长6厘米、边厚1.7厘米，长方形直柄，阳文九叠篆书“皋州行元帅府经历司印”，印背面无刻款。

金元好问《过皋州寄聂候》诗云：“地底宝府临赵国，眼中佛屋见皋州。”这是元好问路过皋州时对皋落一带的赞美之词。皋州，据《金史·地理志》载：“乐平，兴定四年正月升为皋州，有乐平山、清漳水。”乐平，东汉末分沾县地置，治所即今昔阳。北魏曾为乐平郡治所，清嘉庆元年，废入平定州。从金兴定四年乐平升为皋州算起，到金天兴三年宋、蒙军破金蔡州（今河南汝南），哀宗完颜守绪自杀，末帝完颜承雍死于乱军之中，金亡，皋州只存在了14年。

如上所引《金史·百官志》，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司”的解释是“臣司事于外者”。“皋州行元帅府经历司印”与文献所载相吻合，为金皋州行元帅府经历司的印章。此印是唯一的昔阳曾建置皋州的实物佐证，因此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山西省博物馆征集到一枚金代官印。官印完整，铜质，正方形印面，边长6.6厘米、边厚1.1厘米，长方形纽，纽高2.4厘米。阳文九叠篆书“晋州军辖司印”。据《金史·地理志》记载：“晋州，兴定四年正月以寿阳县西张寨置。”属河东北路，元废，故治在今寿阳县西北。金代防御州、刺史州皆设军辖兼巡捕使，从九品。

昔阳县文物管理所还保存有两枚金元印章。一枚金代官印阳文“行军副统光字号令”，九叠篆书。印章铜质，保存完整。正方形印面，边长6厘米、边厚1.5厘米，长方形直柄，通高4.9厘米。印背无刻款。

“行军”，泛指军队的调动。“行军副统”，据《金史·兵志》载：金宣宗完颜珣元光年间，时昭义军以30人为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恢复到金建国初期的规定。

“光字号令”，以字号编印在金代相当普遍。《金史·百官志》载：“泰和八年闰四月，敕殿前都点检司，依总管府例铸印，以‘金木水火土’五字为号，如本司差人则给之。”而“光”字则是按《千字文》进行编号，说明当时征战频繁，行军副统很多。

另一枚是元印，铜质，基本完整，右下角略有破损。正方形印面，边长6.5厘米、边厚1.2厘米。长方形直柄，通高4.2厘米。阳文九叠篆书“行元帅府委差之印”，印背无刻款。

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同知二员，副使二员，都元帅府元帅二员。”元帅府在金代是因战事需要而设置的，并不固定，战事结束便予撤销。到了元代，元帅府的设置就相对稳定了。宣慰使司、大都督府下均置元帅府，这在《金史·百官志》《历代职官表·总兵副将表》中都有记载。“委差”，按《元史·百官志》记载：“至元十六年始置运粮提举司。延祐四年改今名（大都陆运提举司）。提举二员，从五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吏目一员，司吏六人，委差一十人。”“委差”为元代官职名称。

金元时期战争频繁，尤其是金灭辽后，铁蹄踏向中原。金兵南侵分东西两路，直指宋朝首都东京汴梁（今开封）。河东路（今山西）沦陷区人民不甘心屈服于金军的烧杀掳掠，纷纷起来反抗，抗金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和顺时属河东路辽州，地处义军非常活跃的太行山区，金代印章可能是在左副元帅宗翰部金军和义军作战失利时遗弃的。

“皋州行元帅府经历司印”和“晋州军辖司印”除反映了当时的战乱局势外，还提供了金末昔阳、寿阳行政建置变化的历史信息。乐平升为皋州，寿阳西张寨置晋州。巧合的是，这两件事都发生在金兴定四年正月，这说明当时进行过一次行政建置改革。

宋刻善本

《昌黎先生集考异》

善本，是指古书里面的好书。

1978年10月，国家文物局组织进行古籍版本鉴定和善本编目工作。祁县图书馆在馆藏4万余册古籍中，发现了1万余册善本。其中有一部宋版《昌黎先生集考异》，10卷6册，非常珍贵。经国家图书馆、国家文物局、中国书店的有关专家鉴定为宋版无疑。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所收录的10卷本《韩文考异》，就是清初李光地据此本翻刻的。所以，它既是祖本，又是海内孤本，很是难得。

《昌黎先生集》，唐代李汉编，为唐代韩愈诗文集。韩愈，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市西）人，自谓其郡望为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年间进士，后官至礼部侍郎。死后谥号文，又称韩文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李汉编《昌黎先生集》流传到宋代，便发现了一些谬误。欧阳修认为是被校订者妄改。宋人方嵩卿广集韩文秘阁本、石本、古本，以秘阁本为底本，进行互校，改正了一些误字。他的校勘方法是可以肯定的。但他偏信秘阁本，有一味迁就从而误改的地方。因此，朱熹重新加以考订。

凡方本之合者存之，其不合者一一详解为辨证。”《昌黎先生集考异》就是这样产生的。

《昌黎先生集考异》，作者朱熹，南宋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理学家。绍兴年间进士，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他博学多识、著述丰富，对中国思想文化有极大的影响。《昌黎先生集考异》是朱熹晚年的著作，在中国校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首先采用对校，然后再用理校。在对校中不迷信官本、古本和石本；在理校中强调文势义理，不能不说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祁县发现的这部《昌黎先生集考异》，朱熹生前并没有刊印，而是朱熹离世后由他的学生张洽在池州（今安徽贵池）校刻而成。张洽，今江西樟树市人，南宋嘉定年间进士，历任松滋尉、袁州司理参军、永新县知县、池州通判，也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校刻《昌黎先生集考异》时，在池州通判任上，即南宋绍定二年。

这部书钤有44枚收藏章，承传有序。其中有明、清时期杰出的藏书家、出版家毛晋创办的“汲古阁”藏印，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季振宜藏印和《明史》总裁官私家藏书楼“传是楼”徐乾学藏印。此书四叶抄配，卷端有朱熹序文，卷十有佚名者的硃笔点校，卷末有“绍定乙丑”年张洽写刻的跋文。全书一函十卷，分订六册。纸质为典型的宋代白麻纸，簾纹有一指多宽。

中华典籍浩如烟海，这样珍贵的善本书却是凤毛麟角，已被国务院批准纳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之中。我们今天看到的《昌黎先生集考异》便是根据此本翻刻印制的。

罕见的金代

家族墓地

一个家族的墓地，记载着这个家族的源流，具有传统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起着维系家族团结的作用。

800多年前的金代家族墓地，在山西省范围内并不多见。汾阳东龙观曾经发现过一处宋金时期的家族墓地。近年来在左权县石匣村发掘的11座墓葬，应该是山西省第二次发现的金代家族墓地。

这块墓地在石匣村西北约1000米的台地上。墓葬排列有序、脉络十分清晰，自北而南分为四排，第一排一座，第二、三排各有三座，第四排四座。

这些墓的形状都是土坑洞穴墓。首先挖一个竖井式墓道，然后在墓道北侧向里挖一个长椭圆形墓室。墓室的顶部有平顶，也有弧形顶。墓道与墓室之间往往有很短的过道。唯有第一排的墓与众不同，墓道以北有两个墓室，一个偏向东北，一个偏向西北，形似并蒂莲。墓的方向都是南北向，头朝北、脚朝南。墓的大小不尽相同，大的长3.2米、宽2.1米，小的长1.7米、宽不足1米。

这11座墓葬中，出土了瓷器、陶器、铜钱、铁器、石器等102件随葬品。

瓷器器形有白釉碗、青釉碗、白釉高足杯、白瓷素胎碗和酱、黑釉灯盏。瓷器多为高岭土烧制，胎多青灰色。白釉碗大致可以分为两式，一种圆唇、弧腹、矮圈足，另一种圆唇、口沿外撇、弧腹、矮圈足，碗、盘一类器物，一般是叠烧的。为了避免相互间粘连，圈足底部都留有五个小小的支钉。上碗压下碗，下碗内底刮出的涩圈内往往会留下支烧痕迹。个别白釉碗内底用酱釉绘制圈纹，然后在圈内外填花卉草叶纹，技法娴熟，层次感强烈。青釉碗只出土两件，质料与形制均与白釉碗相同，唯施青釉，外底中心留有鸡心钉而已。白釉高足杯是瓷器当中的佼佼者，圆唇、撇口、深腹，下腹弧收，高圈足下部外撇。胎壁较薄，胎质细腻，制作精良。白瓷素胎碗圆唇、斜腹较浅、矮圈足外撇明显，灰黄胎未施透明釉。

泥质灰黑陶玉壶春瓶是陶器中有特色的随葬品，圆唇、撇口、长颈，颈部较细，溜肩、鼓腹、矮圈足，素面，轮制痕迹明显。

铜钱，是判定墓葬年代的最好参照物。这11座墓中，有3座墓出土了铜钱，有唐代铜钱开元通宝；北宋铜钱宋元通宝、太平通宝、咸平元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等；金代铜钱正隆元宝、大定通宝。最早的开元通宝始铸于唐武德四年，最晚的大定通宝始铸于金世宗大定十八年，时间跨越 550余年。

年代最晚的大定通宝出自墓地第二排左侧第一座墓，它的年代不会早于1178年，由此推测出这座墓年代大约在12世纪末。第一、三、四排的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等都与其相似，而且排列有序，各排之间应该是按长幼、辈分顺序下葬的。以30年为一代人计算，最晚的第四排年代约在金末或元初。第一排墓的时代应该距第二排出土“大定通宝”墓的时代相隔不远，是墓地立祖时将自己的祖辈迁来安葬至此。而第四排左侧第二座墓，明显是二次迁出之墓，可能与已出“五服”需要重新立祖的习俗有关。从墓葬形制与随葬品基本组合的一致性及墓地严格的规划来看，这四排墓葬应该代表了一个家族的四代人。

榆次孟家井窑

的黑白瓷器

在中国陶瓷史上，地方窑口的记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吴仁敬、辛安潮所著《中国陶瓷史》有这样的记载：“榆次窑，在太原府，自唐时已陶，土粗质厚，其器古朴。”《景德镇陶录》中也说：“孟家井窑，唐代已产瓷。土粗质厚而古朴。”明《永乐大典》记载：“瓷窑在县北六十里孟家井。按《晋阳志》云：窑五十座。”这不多的文献记载，让人们对榆次孟家井窑有了初步印象。

孟家井瓷窑遗址在太原市东15公里，东临寿阳、北靠阳曲、南面距榆次30公里。孟家井历史上归属榆次管辖，新中国成立以后划归太原市，学界和藏界一直以榆次窑称之。

相传宋代杨家将孟良曾在这里驻军屯兵、凿井取水，所以村名叫孟家井。

大自然厚爱这片土地，赐予了它厚厚的黏土、充沛的水量和煤炭燃料资源，具备了陶瓷生产的必备条件。

遗址主要分布在村北的台地上和村西的大道东侧。断崖处清晰可见厚2米多、长10多米的瓷片层和三座废弃了的瓷窑。村中到处散落着瓷片、窑具、孔雀蓝琉璃瓦片，连道路上铺垫着的都是厚厚的匣钵。窑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但大部分被压在了房屋和道路下面，给文物调查和发掘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村北以烧造黑、白、青、紫釉器为主，村西大道东侧主要烧造白釉印花器。

白釉器形以碗、碟为主。其中以白釉印花碗最为精致。器型大而薄，碗内心有涩圈，印花多为菊花、牡丹、莲花。碗心多装饰月花锦。釉色柔和，似牙白色。

黑釉器形有碗、钵、盒、罐、灯、碟等。其中以碗、钵为多。釉色多发亮，个别发灰。

青釉数量不大，但比较别致。主要为碗、碟、枕，以碗为多。釉面有玻璃质感，釉色有的呈黄绿，有的发灰青，有的近似黑釉。碗大部分为印花，也有划花，明显受陕西耀州窑青釉器的影响。图案主要有宋金时期的菊花、牡丹、莲花，碗心也有同白釉印花一样的月花锦及文字装饰，书有“福”“花”“郝”“万”“巨”“之”“山”等文字。这些文字中有的取其吉祥，有的可能是工匠姓名，这种装饰手法具有浓厚的金代陶瓷特色。这些瓷器绝大部分为民间实用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金代榆次窑白釉黑彩玉壶春瓶。瓶高30厘米，最大腹径18厘米，底径8厘米。颈部和下腹部各有两道弦纹。弦纹间写着“榆次县孟家井烧来的胡壶白如有不 ”，16个字分为四组竖写在瓶腹部，字体排列有序。再下是四组简洁的草叶纹。此器是目前所知唯一标明产地的榆次窑产品，非常珍贵。这件玉壶春瓶小撇口，细长颈，圆腹，曲线流畅秀美，尽管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许多磨痕，但它依然优雅挺拔，韵味十足。800多年来不知它有怎样的经历，沉默无言的背后一定有着许许多多的故事。

榆次窑的白釉印花具有一种朦胧之美。由于花纹上面敷盖了一层化妆土，烧成后的纹饰似有似无，浅浅的，影影绰绰的，花纹看上去别有一番韵味。榆次窑的黄釉印花十分精美，醒目的黄色和清晰生动的纹饰最有地方特色，反映出晋中地区民间瓷器的风格和人们追求的时尚。值得一提的是，榆次窑的碗、盘底有些是唐代式样的饼足。一般来讲，饼足是唐代常见器足，到了宋金就演变成为圈足了，而这里依然有许多饼足。这些饼足器是继承还是滞后，或许本身就存在着时代的差异，因为没有正式发掘，缺乏地层关系，尚不明了。

榆次孟家井窑历史悠久，文献资料结合考古资料，说“唐代已产瓷”，目前还没有实物资料来支撑。但毫无疑问，根据瓷片标本来看，无论胎质、釉色、花纹，尤其是白釉和青釉印花碗等，均为宋代制瓷手法。同时，与榆次猫儿岭及太原附近宋墓出土的部分瓷器相比较，无论胎釉、器形和花纹都相似。所以说孟家井窑在宋代就已经开始烧制瓷器了。金元两代是榆次窑的兴盛期，产品主要是大众生活中的日常用品，销往附近地区，精品则更远一些，销往内蒙古、河北等地。明代时，榆次窑开始大规模烧造琉璃，迎来了再度辉煌，已确认这里是官方烧造琉璃器物的窑场。

如今的榆次孟家井窑火已经熄灭，曾经的辉煌留存在了这1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但孟家井烧瓷的历史却没有淡出人们的记忆，它默默地承受着岁月的洗礼，却依旧散发着浓郁的文化韵味，它残留的艺术气息令人久久回味。

寿阳段王瓷窑遗址

段王瓷窑在寿阳县平舒乡段王村，西北紧邻阳曲县，东南方向是寿阳县城。

段王窑烧造瓷器的历史，几乎找不到文献记载。从现存瓷窑遗址和瓷器来看，至晚可以追溯到金元之际，距今有900年的历史。那时，段王窑窑火旺盛，村子周边曾一度出现过百余家瓷场争相生产的繁荣景象。段王窑以产量高、质量上乘、美观实用而久负盛名，甚至播名海外。

走进段王村，随处都能看到陶瓷烧造的印痕。田间道路上散落着瓷片陶胎；一处处的院墙墙头上用废弃的瓷罐、陶瓷点缀装饰；土崖边残留着废弃的窑址，就连农家小院的桌前屋内都会有一两件瓷品作为陈设。由于没有做过正规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遗址的范围、内涵都不十分明确，人们只能通过采集标本、收藏器物来进行研究赏析。

段王窑瓷器属于北方地方窑口生产的粗瓷，主要是当地民间实用器，也生产部分陈设器。从采料、碾料、运泥、泡泥、揉泥、制坯、上釉、画工到装窑、出窑……陶瓷的制作需要很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官窑瓷器往往是在毛坯做成阴干后，再在上面作画。段王瓷的生产主要面向民间，因此往往不等到瓷坯干透，就上釉着色，在温度和次数上也都与官窑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段王窑才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

今天所见段王窑的代表作品有清代青花携琴访友纹瓶、三狮戏球纹瓶、双龙戏珠云纹瓶等等。其中有一件大碗特别精致，光滑洁白的碗底一只栩栩如生的蝙蝠展翅欲飞。顺着碗底四面散开，到折沿的海碗边是画工精美的兰草纹。碗外壁，则是悄然绽放的写意菊花。蝙蝠是“福”的意思，福与二君子花巧妙地组合在一起，独具匠心。

瓷窑已是明日黄花，它却成为一方厚重的文化积淀，永远值得后人收藏和弘扬。

本期人文读本稿件摘选自晋中历史文化丛书·文物卷《沧海遗珍》，由本报编辑杜竹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