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滔

话说当年在渭州，九纹龙史进坐在茶坊里，向人们打问他的师父，东京禁军教头之一王进的下落时，遇到了大踏步走进茶坊的大汉，时任经略府提辖的鲁达。鲁达之前早就听闻过史进的大名，两人一见如故，亲亲热热地就要到酒楼喝一顿酒。途中恰好遇见了史进的另一位师傅，人称打虎将的李忠在街上一边耍枪弄棒，一边卖着膏药，周围看客甚多。鲁达想着李忠既然是史进的另一位师傅，那也一定是条好汉，便想将其唤去一同喝几杯酒，熟络兄弟情谊。哪知李忠不肯，可能是被温饱所困，舍不得去喝酒而抛下身边看客手里的那原本就快到手的几两银子，一心要卖膏药，不愿离开，就想让两人先走，自己一会就去。这一下子可就让鲁达不耐烦了，他哄散了人群，叫李忠收了摊子，拽走了李忠，李忠只好不情愿地离开。

是鲁达嫌李忠浪费自己的时间吗？或许不是。或许更重要的是鲁达看不起李忠那副窘迫颓丧的样子。李忠身为一条好汉，在江湖上结识了一帮兄弟，情谊深厚，讲求忠义，志向远大，此时却为了看客手里的几个小钱，不惜割舍多年兄弟情义，耍着自己精通博大的武艺给几个泼皮看客取乐，然后讨一点赏钱，卖几块破膏药，勉强解决温饱。哪知这些武艺是自己作为一条好汉好不容易学来的，哪知这些武艺本来应该用在战场上，或效忠朝廷、或为民除害的。这样的行为太过卑微狭隘，哪有好汉的豁达与威猛？这是一条好汉该做的吗？

接下来，三人转头走进酒店，席间听到了一旁传来的金翠莲的哭声，鲁达听金二讲过父女俩悲惨的经历之后，一举大怒，决定帮助两人脱身，要他们马上离开渭州，并把自己身上的盘缠都给了父女两人，但又觉得那些钱可能不够，就想找两个兄弟再借几两银子，史进一下从包里掏出了一锭十两银子，狠狠拍在桌子上，交给鲁达，鲁达甚是兴奋。可转头一看，李忠却只从兜里畏畏缩缩地掏出二两银子放在桌子上，鲁达见况嫌他不爽利，就把那二两银子还给了他。

是的，或许李忠自身经济状况并不富裕，但他一条好汉仅仅因为温饱问题就被逼成了胸襟狭隘的凡夫俗子，不惜兄弟情义，没有勇气扶弱济困，属实不太应该。说实话，放眼全书，一百零八个梁山好汉没有谁可以说得上是真正富裕，大部分人聚义前在经济上也都只是恰好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并没有太多富余，但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气度和胸怀，有着一颗替天行道、除恶一方的心。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所谓“穷”是生活贫困、条件不富裕，只能算是物质问题，这背后可能有各种原因，像命运不公、他人干涉；而“坚”就是志向坚定、思想开阔、精神豁达，是人内在的雄心和锐气。与“坚”相对的，就是举止散漫、颓丧、失意，完全是精神问题，最大的原因还是自己的精神不豁达，格局欠开阔，眼界太狭隘。

人可以穷困，但应该穷且益坚、穷不失志，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内心会让人本就开阔和豁达的思想在贫困生活的磨难中得到进一步的飞跃升华、融会贯通，能力也有极大提升，最终成就一番大事业，实现“直上九霄”。可一个人要是既生活穷困，又思想散漫、窘迫，那他只会陷入颓丧、失意、落寞的境地，造成极大的精神与思想问题。长此以往，不仅磨灭了才华和信心，也失去了壮志和锐气。即使最后摆脱了穷困的境地，也只能是个俗气的土豪。高尔基曾说：“有了物质，那是生存；有了精神，那才叫生活。”足见内在开阔豁达的精神与思想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者马克思曾经也是个穷困的青年人。他曾经拿起笔在报纸上勇敢地为底层的劳动人民发声，但因遭到当局者压制而被迫逃亡多年。漫长的逃亡过程中，全家都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马克思一点微薄的稿费勉强糊口，全家人饱受折磨。纵然生活贫穷，可他却从来没有失意、颓丧过，相反他的格局和眼界进一步得到开阔，他的精神始终是富足的，如此艰难的生活经历让他对当时的社会有了更深的体会，革命理想愈发坚定，为劳动人民的生活奋斗的心愈发强烈，让他写下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真正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中国古代的大文学家、政治家、书法家、美食家苏东坡，被贬黄州后他仅仅有个团练副使的小官，所得的俸禄也就勉强够他和家人烧柴煮米，吃些粗茶淡饭，每逢好友相聚时可能还需他人垫付，在生活上成天精打细算。但就在这样的境况下，他依旧生性豁达，虽然表面看来生活穷困，实际上他内心没有因为温饱问题而窘迫一天。他在“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的“黄州好猪肉”里“饱得自家君莫管”，品味出了旁人不曾体会的美味；因“不敢与仕者争”而只能买到肉铺最后卖剩下，“骨间亦有微肉”的羊脊骨，可他也“意甚喜之”，领略了他人无法理解的欢愉；同时还写下了《赤壁赋》《定风波》这样的千古名篇，在赤壁下携飞仙遨游，在沙湖道上一蓑烟雨任平生。

有人讲“人终会因年少不得之物困其一生”。我想真正豁达的人是不会这样的。他们有一种超凡的精神与脱俗的态度，他们有一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置之度外的超然，他们可能穷困，但永远心怀壮志，最终定能“直上九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