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史俊杰

不急不躁，秋阳正好。平遥电影宫“站台”露天剧场里，对话的主题叫“关键时刻——注视与叙事”。贾樟柯请来了3位讲述者：摄影家刘香成、作家梁鸿、媒体人李鸿谷。

轮到梁鸿说话时，她先讲了一个场景。2008年7月3日，暴雨刚过，她回到梁庄。站在村头，野草蔓生，已经把村里的主路盖住了。“一个村庄人多了，路是光洁的；人少了，野草才能爬到路的中间。”那一刻，她突然觉得，这个村庄的过去和现在，才真正呈现在眼前。

李鸿谷问梁鸿：“回到故乡，你的决定性瞬间是什么？”梁鸿的回答是从“注视”开始的。她说，自己常年回家探亲，一年回去好几次，但那都是“注视”——看，却没有真的看见。直到2008年那个夏天，当她带着“有意识的眼光”回到梁庄，才从“注视”进入“凝视”。“凝视才能更深刻、更深入地抵达，而这种抵达才有我们对自己、对家乡、对人生、对人性的深刻洞见。”

她讲了自己写作《中国在梁庄》时的“三不写”：不写成论文，不写成抒情散文，不写成小说。“我常年研究乡土抒情文学，看够了那种把村庄写成封闭、保守、落后，把农民写成封闭、愚昧的原型。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完全封闭的，它一定跟时代共在。”

也因此，梁鸿让农民的自述成为主体，把自己放在“农民的女儿”的位置上。“农民的语言是一种大地的语言，跟当地的历史、气候，甚至地理有很大关系，那种腔调是我们没有的。”

写《中国在梁庄》前后，梁鸿在梁庄待了5个月。她说那不是“采访”，是“生活”。她发明了一个词叫“沉浸式采访”。“我的任务是对我遇到的人、遇到的地方认认真真感受、认认真真体会。”

她跟梁庄一位女性一起劳动，十几年间每年暑假、寒假、秋天，一块儿下地。那位女性凌晨4点40分起床，她也跟着一块儿起床。夏天40多摄氏度的太阳烤着后背，她也跟着一块儿晒。“我可能只是几天，他们劳动了一辈子。我想把炎热、太阳烤在皮肤上的感觉写出来。”

《要有光》的写作，在梁鸿的创作谱系中似乎是“意外”——从农村题材到青少年心理健康。“读梁庄会发现里面非常多孩子，他们的孤独、内在情感的缺失、精神某种压抑都是有的。”

真正让她决定写这本书的，是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困惑。“在我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我有非常多的困惑，我觉得我挺用心做一个妈妈的，但我感觉做不好。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博士就比别人做得好。”她发现，亲子教育和情感教育非常缺失。她采访了很多孩子、家庭、医生、老师、校长，最后完成了《要有光》。

“很多人埋怨我，你凭什么把责任都放在家庭上？我只是说，教育是一个系统性的事情，但家庭、家长，包括我们自身，都是独立的个体，你迈了那么一小寸步，每个人都迈一小寸步，这个时代就多了一点空间。”

一位观众问梁鸿：“你的行动力源自何处？”梁鸿说：“千言万语一句话，我是个‘傻大胆’，就是比较傻。”台下笑了。她接着说：“我特别看重自己内心情感，就是我的方向。我遵从我的内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来自情感巨大的驱动力。”

她又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生活的一分子，你的情感冲动，一定也是很多人情感的冲动，写出来一定有一部分人有共振。”

从梁庄的野草蔓生，到《要有光》中孩子们的内心困境，梁鸿的目光始终注视着这片大地上具体的人。她说，先生活，再判断；先凝视，再叙事。那个瞬间，在梁鸿的笔下，是2008年7月3日，暴雨过后的梁庄村头，一条被野草覆盖的路。那是她“前世的联系、今生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