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 庆

老邢因肺病卧床六个半月后最终没能挺到这个闷热的伏天，在太行山家中殁了。在他生病期间，我去了三次，他的变化是明显的，一次比一次更见消瘦和无力，眼眶里噙着泪花。也许他心知大限将至，有对生的眷恋，见到老朋友悲欣交集地哭了。前一次，我问：“孩子们伺候的好不好？”他力气还足，以一贯的风格说：“只能说好！”后二次，牙龈萎缩，假牙装不上了，跑风漏气的嘴就说不成完整的话，只泪眼汪汪地似留恋着人间……

我是怎么开始和老邢交往的呢？记忆中毫无印象。约略在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老邢是我在左权县政府大楼里唯一的朋友。那时他40多岁，家还在麻田后沟熟峪村里，他就在政府楼四楼最东的北侧办公室支了张床，公私两用。星期天我从乡下回到城里，很多次跑去找他。

有一次也是周日，整个楼里空落落的，我去老邢办公室，床上躺着的是他的妻子，挂着个空的输液吊瓶。我问：“老邢呢？”答曰：“他看液体不动了，去医院找人了！”我说：“已经输完了呀！”于是动手给拔了。多年后他的子女们补充说，老邢胆小，从来不敢拔针的。

那些年，省内某高校编辑的位置诱惑着我，而县上却不肯放我走。我除了找教育局这一正规途径，能借助的外力，只有在政府楼里上班的老邢。记得，关键时刻，老邢回家了。我只好骑车到数十里外的熟峪村，待找见老邢时天色已暗，于是只能住下。夏夜，在院子里吃饭，山泉从屋后流到脚下，潺潺然有与天地共处之美。一时因调动周折而生的烦恼瞬间扫光。次日，老邢和我回城，最终他没有助我如愿。但是，我和他的友谊却在加深。

记得在老邢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是作家郑义、导演吴天明、摄影师张艺谋等在左权县拍摄《老井》时的情景，老邢应该在其中。《老井》小说创作是1983年，作家郑义就已和老邢相熟。郑义曾写道：“嵌在太行山深处，一山村名‘熟峪’。但村人却念作‘树峪’。口音之误？不然。——村人告我，村名本‘树峪’：老祖宗从河北逃荒至此时，见满山林木郁葱，脱口便称‘树峪’。接下来临水结庐，插旗圈地，砍木垦荒。不想愈穷愈恳，愈恳愈穷，几十年后，竟无树影。终于名不副实，只好更名为‘熟峪’。‘熟’‘树’音近，且图个五谷丰登之吉。于是，‘熟峪’成了老井村史原型之一。”

老邢所在的村庄成了小说《老井》故事的原型地。到1984年，郑义带着吴天明剧组到太行山选外景，老邢自然还是向导。他曾和我回忆说：

要定《老井》的时候，是他们几个人相跟的。不仅是郑义、吴天明、张艺谋，还有个姓杨的副导演。这个事情我也很辛苦，两天时间跑遍了左权县东南的所有山庄。他们要求这个山庄必须是石头墙、石板顶。这两个要求就非常高，所以每天就是上山、上山，跑得非常累！

当时吴天明提出来：为甚没有水的村庄的人，对水是这么样的渴求？他要找一个吃水最最困难的村。当时我到县城时间才三四年，并不是很熟悉。所以黑夜我就打电话给水利局局长，他说：“全县吃水最困难的就是石玉峧。”

在石玉峧听了一个故事。老两口60多岁了，除夕老汉要到黑龙潭挑水，一趟将近20里地，来回40里。老汉担的水不满也不敢满，满了担不动。好不容易回到石玉峧即将进大门的时候，天刚下了一场雪，很薄很薄，落在光光的青石板上。老汉“啪嚓”跌倒了，两桶水洒了。第二天过年，没水吃，老两口抱着哭……

吴天明、张艺谋等几个人非常感动。随后去河滩，六七个干窟窿枯井，一个一个都那么深，他们看了非常感动……

最后定了张艺谋出演孙旺泉，是老邢受吴天明委托去左权县邮局给西影厂拍的电报。不过，和《老井》关系这样紧密的老邢，并没有看懂电影，他甚至怀疑电影《老井》的声望与真实的艺术水平不符合。

《老井》是老邢参与过的伟大作品，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令中国乃至世界震惊。但《老井》在老邢的工作中是个小菜，《左权县革命斗争回忆录》《八路军总部在麻田》《中共左权县历史大事记述》《中国共产党左权县简史》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几本集体署名的著作，花费了老邢20多年的时间。老邢没有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论，也没有口述史的概念，就是硬找健在的革命前辈，一句一句问出来。他甚至连录音都没有，全是笔记。他可能更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采访之后，就靠自己的理解一点点地把持分寸来陈述故事了。

2004年的一个傍晚，突然接到当红歌手阿宝的电话，他希望我介绍左权盲宣队的一个老队员，去某个大型晚会上介绍太行抗战。经过交流，我决定把老邢介绍给他。后来听说，老邢接受了任务，还邀请了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和他一起到晚会现场。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圆满的宣传了抗战，宣传了左权。

退休之后，老邢独自出版了专著《留得清漳吐血花》，是他个人的研究所得。再后来，又有出版的机会，他问计于我，我建议的书名是《根据地之根据》，也算老邢一辈子研究的总结。不过，综合了各方意见，出来的书叫《八路军总部在左权》。两年后，又有出版机会，老邢整编出《左权抗日烽火》。

老邢1940年出生在晋冀边的山庄窝铺，是河北难民的落脚点。去年我在那一带拓碑，还有人能指认出老邢出生地的遗迹。他两岁的时候，左权将军率领大队人马从他们村前经过，其中左权将军等不少人血染十字岭。解放后，老邢随家人合并到熟峪村来。因为痴迷写作，由乡村教师调入县城时已43岁了。

边地乡风吹拂了40余年的老邢，眼见的第一特征是“黑”。20世纪80年代，那些走出太行山的革命家们似乎都离休了，采访老前辈就是老邢的工作，他做得很认真，并且以他的朴实和老前辈们建立了极深的友谊。我们共同的朋友皇甫束玉一向以绵善和蔼可亲状示人。但皇甫束玉不止一次和我讪笑着提及老邢：“哎呀，那个黑……”在老邢上班的年代，他是不是县政府楼里最黑的一个？有没有走错办公室的乡人，见到老邢时以为进了“开封府”？

老邢对我有偏爱。我的短文《浪子吟唱》在他主持的《辽阳文报》上登过两遍。1997年，县里大规模旧城改造，老房子全拆了。我写了个批评文章给了老邢。若是个见风使舵的编辑，把文章丢垃圾桶就完了。而老邢拿着我的文章去请示县委书记，县委书记给老邢面子，批曰：“我不同意红庆的观点，但是你可以发表他的文章！”文章经老邢手见报了，但是老城也拆得没有了。

而今，我的黑而蛮的老朋友老邢也没有了，三天后他将被子女们安置回熟峪老家的坟茔里，正应了“来处也是归处”的话。那老邢为地方党史研究而留下的文字，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老邢的工作是开创性、奠基性的，后人无法超越，更无法取代。老邢虽然只是做了工作分内的事情，但是他和他的合作者们为左权县党史研究所付出的努力，还有审定这些材料的前辈都是事件的亲历者，所以老邢参与的几本代表性著作是县党史研究的基点，至为重要，确为定论。

第二，老邢的资料是第一手的，亲自采访得来的，后人再无此机会。老邢恰好赶上了和前辈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而这个机会不会再给另外一代人了。老邢独立拥有的这部分口述材料，将是极为珍贵的，是不可复制的，能永远被引用的。

第三，老邢的文风是朴实无华的，比那些哗众取宠的文字更有生命力。在坏文风当道、空话大话满天飞的当下，我更愿意读老邢的笨文字，相信老邢的笨观点。

如果左权县党史研究抽离了老邢的著述，将显得苍白无力。于是，就是这样一个史学基础薄弱、史学视野狭窄的基层党史工作者，却在太行山里红了40年，成了一个时代的史学标高。上月，在《太行抗日英烈碑》首发式前夕，我最后一次去看老邢。他生命垂危的样子很容易让人生出怜悯来。次日活动中面对很多人，我说：“谁来接老邢的班？我很担忧太行无人……”

老邢真的走了，放下了他牵挂半辈子研究的事业，和红色故事一样成了往事。和他交往的数十年里，在乡间一起编过《辽阳文报》，在北京编发过他的长文《左权将军殉国日》，在晋中宣传过他生前最后一本书《往事悠悠》……

在乡下，黑而蛮的老邢长我25岁，他说着红色故事成了我在乡下最好的朋友，他总以我比他强这样的说辞来鼓励我。我一定是老邢事业的继承者之一，眼看着他渐行渐远，真的是向自己的一段历史告别，个中况味能说与谁？